东西问·中国观 | 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

摘要:   (东西问·中国观)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题: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梁晓辉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 …

  (东西问·中国观)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刘跃进:强弱有时,中国为什么千年不离“大一统”?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梁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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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大一统”理念,这一理念已延续3000多年。回顾历史,中国在国力羸弱时也保持了“大一统”,在发展强盛期也没有对外搞侵略殖民。

  强弱有时,为什么中国能历经千年始终不离“大一统”?以“大一统”为要义的中华文明如何影响着当代中国,又为建设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哪些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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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2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从未中断的文明,“大一统”观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跃进:“大一统”一词首次见诸文献,是出现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公羊高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弟子,应为战国初人。公羊高提出“大一统”,与孔子修《春秋》密切相关。《春秋》三传,各有侧重,他们普遍认为,孔子作《春秋》,就是要尊王攘夷、恢复正统。《公羊传》更多地从正统观的角度,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

  说到《公羊传》,董仲舒不得不提。汉武帝刘彻时期,董仲舒结合当时的实际,对《春秋》“大一统”观作了系统的阐释。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大一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即从“大一统”到正统观念,从正统观念到天人合一观念,从天人合一到君权神授观念,从君权神授到天下观念。最终是实现天下一统。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正统观”是“大一统”观的逻辑起点。

  正统观念确定之后,如何维护正统,便成为当时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司马迁曾问学于董仲舒,也以《春秋》为本,编纂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全面系统地勾划出中华文明自五帝以来“不绝若线”的文明谱系。

  有了“大一统”的思想,又有自己的文明谱系,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任何一个新兴王朝,要想在中华大地站稳脚跟,就必须认祖归宗,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中。可以说,董仲舒和司马迁等人共同为“大一统”思想铸就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大”字,有尊大、尊美之意,换言之,也可以说以一统为大。所谓“一统”,随着秦汉的统一,思想家最终融汇了诸子百家学说,突出强调了儒家的思想,道家和法家思想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形成了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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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2021年9月28日,辛丑年公祭孔子大典在山东曲阜孔庙举行。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社记者:为何“大一统”能在中国成为现实并发展壮大?以“大一统”为要义的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了何种影响?

  刘跃进:中国的“大一统”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持续久远,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文化的抉择往往能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发展方向。

  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有共同特点:第一,以武力取代衰败的前朝,赢得天下;第二,继承前代制度,化解各种矛盾;第三,逐渐由武功转向文治,继而走向鼎盛。这三点中,最后一点尤为重要。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武功之后需要文治,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曾致力于实现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中国各民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并同其他文明保持交流互鉴,最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根本所系。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进了国家“大一统”和中华文明大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对于问题和分歧,往往要靠文明、文化的智慧去化解,通过文明的方式达到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的目的。这是“大一统”理念之所以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的文化基因。

  建立在“大一统”基础上的中华文化,在各种文明交往中具有强烈的文化感召力。中华民族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创造中华文明辉煌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充满自信地传播着中华文化,不仅滋育了华夏儿女,也对周边国家乃至欧美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早就传到欧洲。法国安田朴编纂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显示,17世纪以来英、法、德、意等国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中华典籍。在这个时期,很多中华典籍中的一些典故甚至一些著作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西方很多有识之士发现,东方文化可以将国家精神意志、民族文化理念、社会责任意识、道德修养追求等内化成为个体的自觉,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隔阂、对立,弥合国与国、族与族、家与家的分歧,具有化解矛盾危机、整合社会力量的重要作用。这就再一次证明,中华人文精神的核心要义是以文化天下,物尽其理,人尽其能,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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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北京“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现场。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时代这一“结合”应如何与时俱进?

  刘跃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思想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不仅由于它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客观真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在文化层面上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对话交流,并逐渐在古老的东方大地生根、开花、结果。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科学共产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共十九大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部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其中重要内容。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对西方文化不仰视,也不俯视,更不能以西洋马首是瞻;坚持走自己的路,回归传统,守正创新,同时又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方法;遵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扬弃继承。这是再创中华文明新辉煌的必然选择。

  比如,中国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夯实国家统一之基,抓好民族团结之本,为国家和民族复兴凝聚更多精神力量。

  再如,“大一统”观把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视为国家尊严的一个基本标志。每一个中华儿女无论生在何时,身在何处,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有着强烈的认同。这一品格为促进国家统一、延续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大一统”观可以为人类携手建设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提供哪些启示?

  刘跃进:探寻、回答、应对世间各种文化的复杂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

  “大一统”思想中的“和合”文化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遗世独立;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是非此即彼、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不遵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今天,“和合”文化为携手建设多元包容的世界秩序带来诸多启示。

  “和合”文化,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价值,强调多元一体,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重事物的整体思考和万事万物的密切联系;追求真、善、美的完整统一。同样的意思,换一句话说,就是“天人合一”,顺其自然。这便与近代科学更多地关注“真”而忽略“善”,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计后果颇有不同。

  “和合”文化强调责任意识、奉献精神、合作理念,这与西方文化以利益为核心价值,强调天赋人权,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竞争法则有着本质区别。

  “和合”文化重视善良的秉持、孝悌的恪守和礼义的遵从;向来鼓励勤勉、求实与创新;向来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向来尊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等。这些深邃的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至今焕发勃勃生机。

  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独特性,这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也是“和合”文化理念的当代表述,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展望未来,中华文明完全可以与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进行对话、碰撞和交融,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力量。对于一些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西方文明只有携起手来,才能更有效地找到正确应对方案。(完)

  受访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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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文学卷副主编及先秦卷、秦汉卷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成员。出版《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赋到沧桑——中国古典诗歌引论》等专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等论文集。

【编辑:张楷欣】

崔天凯批美操弄台湾问题:我们不会让它得逞

摘要:  中新网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 张素 梁晓辉)中国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25日在北京表示,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意图不会得逞,我们不会让它得逞。  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在北京举行。  …

 中新网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 张素 梁晓辉)中国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25日在北京表示,美国操弄台湾问题的意图不会得逞,我们不会让它得逞。

  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在北京举行。

  针对美方近期再次操弄台湾问题,声称“希望帮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活动”,崔天凯表示,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完全不顾“联合国2758号决议”究竟说了什么。

  崔天凯指出,50年前通过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其实美国人当时也认了,现在为什么要‘翻案’,其实另有所图。但是这个意图是不会得逞的,我们是不会让它得逞的。”

  崔天凯强调,今天的联合国跟50年前是不一样的,不再是少数几个大国可以说了算。联合国70多年应该有一个新的开始,世界秩序也应该走向越来越公平合理的方向。(完)

责任编辑:王祎

王光亚:质疑联大第2758号决议、鼓动“**”是下三滥手段

摘要:   中新网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 张素)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25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有人质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鼓动“**”,是一种下三滥的手段 …

  中新网北京10月25日电 (记者 张素)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25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之际,有人质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并鼓动“**”,是一种下三滥的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当日在北京举行。王光亚作为中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致辞。他在致辞时说:“联合国是我外交生涯的主题词。我曾先后三次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职。上世纪70年代末,我首次赴任纽约,开始接触联合国,开始在多边外交一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并肩战斗。”

  此前报道显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任内,王光亚多次反击“**”活动。美方近期再次操弄台湾问题,声称“希望帮助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活动”。针对这一情况,会后,王光亚对本社记者说,台湾问题在联合国、在世界上都是有共识的。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为牵制中国使用各种手段,这是其中一个小伎俩。

  王光亚直言,美方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大家当笑话看”。他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不值得拿出来谈的笑柄。”

  至于一些国家打的“人权牌”,王光亚表示,这不过是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拿自己狭隘的理解来对照中国模式。“人权是普世价值,但各国有各国不同的实现普世价值的道路。”他以全过程民主为例说,中国的民主不仅看过程,也看结果,更重要的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仅在大选时弄出一些华而不实的口号。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是实实在在的,是让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政治权利得到保障。

  王光亚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震荡,世界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面对全球性挑战,增进人类福祉,离不开多边主义,离不开联合国,更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齐心努力。

  王光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时,特别要防止少数大国只考虑自己的一己私利。重温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年,他表示,中国作为联合国成员,特别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始终把自己的行为与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结合在一起,在支持联合国、履行宪章义务等方面始终起到带头作用。

  他说,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大国都能这样做的话,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发挥联合国平台作用。(完)

【编辑:刘湃】

恢复合法席位50年,为什么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摘要: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恢复合法席位50年,为什么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将继续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恢复合法席位50年,为什么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新社记者 李京泽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将继续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日前刚刚发布的《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中,中国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国际秩序观。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站在这一节点回望历史,外界可见,中国“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定位从未改变。为什么中国要坚定维护国际秩序?或可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中观察。

  70多年前,国际社会携手创建了战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国作为创始会员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回首过去,自恢复合法席位以来,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弱小国家的正当权益;在对外交往中,践行“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连续多年以超过30%的贡献率助力全球经济复苏。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维护国际秩序的初心始终如一。”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说。

  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也让中国从中受益。王帆向记者指出,联合国对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的国际秩序也为中国实现自身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参与设计国际秩序到成为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理应将秩序本身建设好、维护好。”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秩序是动态发展而非静止的。目前,发展中国家不断壮大,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了更大作用,承担了更大责任,却没有获得与之相匹配的影响力。王帆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各国一起寻找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之道,为其“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定位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是顺应了国际形势与发展趋势。”王帆说。

  当下,国际秩序正经受考验。适逢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交织,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分歧被放大,伪多边主义泛滥横流,对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

  “联合国是最大的多边主义机构,如果不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它就会缺乏合法性和代表性。”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贾烈英以当前的抗击国际合作为例指出,伪多边主义导致部分国家支持联合国的意愿降低,恐会拖累全球抗疫努力,对现行国家秩序造成损害。

  对此,中国不仅以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还在理念上正本清源,提出多边主义真伪之辨。今年以来,“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中国外交的高频词。中国国家主席***鲜明阐示:国际上的事应该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从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到厘清多边主义概念,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认为,“从理念到行动,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越来越具有建设性,更契合实际需要,这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地维护国际秩序。”

  当然,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和在国际舞台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外界也有一些声音担忧和疑虑,未来发展壮大后的中国会不会成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受访专家表示,鉴往知来,中国以初心不改对此早已鲜明作答:中国曾被挡在联合国大门之外长达22年,但从未动摇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从未放弃对联合国宪章宗旨的坚守。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历时15年,尽管付出了代价,但中国履行了所有承诺,坚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过去50年来的发展轨迹表明,中国参与设计并受益于国际秩序,绝无意“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站在新起点,新时代的中国更在多个关键节点通过三个“只有”一再表明其对联合国事业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即:“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面向未来,有理由期待,中国将会在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推动后者朝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完)

【编辑:郭梦媛】

东西问 | 张贵洪:如何理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意义和启示? …

摘要:   (东西问)张贵洪:如何理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意义和启示?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题:如何理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意义和启示?  作者 张贵洪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 …

  (东西问)张贵洪:如何理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意义和启示?

  中新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如何理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意义和启示?

  作者 张贵洪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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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日。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意义和启示可以从中国、联合国和世界三个角度来理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就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正式提出要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行使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时世界已进入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时代,美国对华采取敌视政策,利用“缓议搁置”和“重要问题”等程序手段加以阻挠。中国为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22年的外交努力和政治斗争。直到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点击进入下一页中新社记者 马德林 摄” style=”border: 0px; vertical-align: middle; max-width: 700px; cursor: pointer;”>
资料图:第72届联合国大会开幕现场。中新社记者 马德林 摄

  重返联合国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政治、外交和战略意义。政治上,它确认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外交上,它开启了中国真正的多边外交;战略上,它标志着中国开始发挥大国的作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事务,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突出、大国竞争和对抗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变革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要与联合国加强合作,捍卫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

  对联合国来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一个真正能代表全中国、真正能代表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权,才能真正体现和增强联合国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

  从此,联合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成为联合国中重要的政治力量,推动联合国在开展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加强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等方面取得重大成绩。未来,联合国仍是开展大国协调、中小国家维护权益、会员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主要平台和机制。联合国发挥作用离不开会员国的合作特别是大国的支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联合国的参与和支持更具有独特和重要的意义。

  对世界来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联合国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主要窗口,中国亦通过联合国走向世界。世界向中国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重返联合国,为中国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20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设立驻华机构,把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和项目引进到中国,帮助和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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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集装箱码头。张茵 摄

  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成就,离不开与世界的交流、合作和融合。而今中国更有意愿和能力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发展、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国理念和倡议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公共产品。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等中国推动和主导成立的国际机构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和机制。未来,联合国仍然是中国与世界命运紧密结合的桥梁,也是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作贡献的主要渠道。

  50年前,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对中国、联合国和世界来说,是从对抗走向合作、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融入的一个转折点。50年后,中国、联合国和世界都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也是合作应对各种挑战,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新起点。(完)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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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贵洪,1965年出生于浙江嵊州。现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理事、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输送工作(上海)高校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国际组织菁英人才大赛评委。曾主持多项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科研项目,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二)首席专家和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著有《超越均势:冷战后的美国南亚安全战略》《联合国强大 世界更美好》等。

【编辑:苏亦瑜】

【母亲河畔的中国】揭秘“网绳之乡”的致富密码:300年传承“触网”腾飞 …

摘要: 在该村曲张社区电商服务点,几位老人正熟练的拿着梭子编网,梭子灵活地穿梭在五彩的绳子之间。 梁犇 摄  中新网滨州10月22日电 (记者 梁犇 上官云)走进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南北李村,宽阔整洁的道路两旁,一 …

在该村曲张社区电商服务点,几位老人正熟练的拿着梭子编网,梭子灵活地穿梭在五彩的绳子之间。 梁犇 摄

  中新网滨州10月22日电 (记者 梁犇 上官云)走进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南北李村,宽阔整洁的道路两旁,一座座砖瓦房并排矗立,不断传来机器轰鸣声,家家户户正忙着绳网生产。

  记者近日跟随“母亲河畔的中国”主题活动(山东站)采访团来到“绳网之乡”,在该村曲张社区电商服务点看到,几位老人正熟练地拿着梭子编网,梭子灵活地穿梭在五彩的绳子之间,老人们有说有笑。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李庄镇南北李村被誉为“绳网之乡”,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村民从事绳网生产加工。 梁犇 摄

  惠民县李庄镇南北李村坐落于黄河岸边,有180余户585人,耕地400余亩。由于人多地少,农业收入有限,为改善生活条件,村民们开始做生意。最初是卖皮货,具有300多年历史的绳网,源头就是皮货做的车马挽具。1983年,村里的土地承包到户,集体的皮货设备也全部分发到户,村民开始单干。后来,在外出跑业务的过程中,村民发现了致富的新途径——绳网生产。于是,南北李村开始转向生产绳子,1985年以后,开始生产垛网,伴随着房地产的升温,又逐步转向建筑安全网。

  1989年出生的李方震是一位长在黄河岸边的农村青年。2011年,回到家乡一家工厂做拉丝工的他,偶尔接触到了网络销售,他在网上申请了淘宝店铺,回到了有编织绳网传统的老家,开始做起绳网加工、销售的电商。

80后青年李方震带领村里老人逐渐走出一条具有绳网特色的电商致富之路。 梁犇 摄

  李方震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说,近几年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他就召集村里闲在家中的老年妇女,带领30多位平均年龄70岁以上的老太太,组成老太太“编”队。经过多年努力,定制彩色防护网目前成为他公司线上销售的主打产品,并在线上销售获得了成功,逐渐走出一条具有绳网特色的电商致富之路。

  随着电商的逐步兴起,李庄镇的绳网从业者们看到了更多的市场需求。为满足和适应这种个性需求,催生了绳网的定制化生产,通过这种定制化促使绳网产品由原来单一的安全、防尘网逐步开发出防护、装饰、攀爬网等,变得更加多样化,目前已形成8大系列300多个品种,由原来建筑业专用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原来的瓶颈被打破,一个绳网产业的巨大市场也由此慢慢打开。

讲解员向记者介绍网绳产业相关产品。 梁犇 摄

  “现在南北李村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村民都从事绳网生产加工,平均每人每天收入就有200多元人民币,家里开厂子的和出去跑业务的挣得更多。”李方震说,南北李村历经从卖皮货到卖绳网、从手工生产到机械生产、从线下到线上的变革,依托绳网产业,“网”出了村民的幸福生活。

  李庄镇雄厚的传统绳网产业为互联网的引入、电商的萌芽和发展提供沃土,互联网的应用、电商的壮大又反过来为绳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双网融合发展,互促共进,让全镇走上了小康路。目前,李庄镇成功培育21个中国淘宝村,数量居山东省第三;自2017年起,李庄镇连续五年被评为“中国淘宝镇”。(完)

责任编辑:苏亦瑜

【母亲河畔的中国】走进若尔盖湿地: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文章这样做! …

摘要:   中新网阿坝10月22日电(记者 张尼)若尔盖湿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处四川、青海和甘肃三省交界,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曾经,这里的湿地面积一度因为地下水位下降 …

  中新网阿坝10月22日电(记者 张尼)若尔盖湿地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处四川、青海和甘肃三省交界,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之一。曾经,这里的湿地面积一度因为地下水位下降、沼泽疏干等原因大幅缩减,但如今通过一系列科学治理举措,湿地的生态功能正在逐渐恢复。

花湖湿地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花湖湿地是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热尔大坝集中汇水区。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地下水位下降,造成了大量的水湿沼泽消失或退化成半湿沼泽或干沼泽。

  沼泽疏干、河沟断流,湖泊蓄水能力下降,打破了湿地原有水系平衡,伴随草原沙化、鼠虫害加剧,致使高原沼泽湿地的生态功能大为减弱,加剧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花湖由上世纪70年代末的386公顷下降到2009年的215公顷。

  为有效防止花湖湿地生态系统的进一步萎缩退化,2010年,当地实施了花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建生态堤坝1740米,提高花湖湖泊水位52厘米,湖泊面积由215公顷扩大到650公顷,扩湖面积为435公顷,恢复花湖湿地及周边半湿沼泽干沼泽892公顷。

  湿地中,起到蓄水的作用泥炭是重点保护对象。

  “泥炭在保护区起到蓄水、净化水以及防洪的作用,1公斤泥炭可以蓄8公斤的水,在若尔盖湿地,泥炭的储存量达到70亿立方米。”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科科长索郎夺尔基告诉记者。

  据他介绍,在雨季,泥炭可以像海绵一样把水全部吸收,达到饱和,而等到旱季,泥炭又可以慢慢把水再释放出来。作为黄河上游的蓄水池,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发挥着重要作用。

  破坏泥炭非常简单,但修复起来却十分麻烦。目前专家测算,若尔盖湿地的泥炭一年才能增加1毫米的厚度,10年才长1厘米,因此对泥炭的保护十分关键。根据保护区测算,目前保护区内泥炭的平均厚度已经达到10米。

花湖湿地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生态环境改善的同时,若尔盖湿地的鸟类种群也在增加。

  以黑颈鹤为例,索郎夺尔基介绍,在1997年左右,文献数据显示,在若尔盖保护区观测到400多只黑颈鹤,但通过这些年的保护,现在保护区的黑颈鹤数量达到至少900到1000只左右。

  “若尔盖湿地是黑颈鹤东部种群最重要的繁殖地,也是大量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一旦被破坏,鸟类迁徙途中就没有休息和补充食物的地方了。”索郎夺尔基说。

  如今,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已经达到149种,这里正成为越来越多珍稀鸟类的家园。(完)

责任编辑:苏亦瑜

东西问 | 马冀: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摘要:  (东西问)马冀: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中新社呼和浩特10月22日电 题: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专访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马冀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两千年来,王昭君 …

 (东西问)马冀: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中新社呼和浩特10月22日电 题: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专访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马冀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两千年来,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昭君文化研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面貌。其最大特点在于主题和观点的改变。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马冀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当前深入研究昭君历史、昭君文化,塑造新的昭君形象,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资料图: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灯火璀璨。周星亮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王昭君形象发生过哪些变化?

  马冀:总体而言,西汉时王昭君是和平女神形象,魏晋后其形象悲剧色彩渐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真相恢复,王昭君友好使者的正剧形象复归。

  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是轰动汉朝和匈奴的大事件。汉朝专门为此改元“竟宁”,隆重举办临辞大会。出嫁后的昭君认真维护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她的子女、女婿、侄子数代人致力于汉匈友好,维护和平局面达六十年之久。

  《汉书·匈奴传》记载了王昭君出塞的经过和她在塞外的生活,称赞昭君出塞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可见,广义的昭君研究是以王昭君的正剧形象开始的。

  东汉末年《怨旷思惟歌》和西晋《王明君辞》等作品以“怜其远嫁”为主调,抒发昭君思乡念亲之悲。受思乡主题影响,此后昭君的悲剧形象渐成主流。直至宋代王安石《明妃曲》,提出“人生乐在相知心”,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昭君形象的悲剧色彩。

  元明清时期,大量昭君题材戏剧和通俗小说在民间演出、流传,昭君为国牺牲个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得到人们广泛同情,以元代马致远杂剧《汉宫秋》为典型。

  五四运动后,研究王昭君的专题论文出现,这些论文多从民俗学、考据学、文学流变角度去研究昭君或昭君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王昭君及有关文学作品,认为她是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有贡献的人物。他多次讲话,鼓励支边知识分子做“当代昭君”,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还建议曹禺“重写一出民族和睦的昭君戏”。董必武、陈毅、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写下歌咏昭君的诗作。

  史学、文学界也展开了围绕昭君出塞历史真相和昭君艺术形象塑造的探讨和研究。1959年1月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谈王昭君的塑造》等多篇文章。1961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把关于昭君出塞真相的讨论推向高潮。“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董必武在1963年10月写下的这首《谒昭君墓》,可视为这场历时4年全国性大讨论的总结。

  2003年,我在《昭君文化研究》一书中将“昭君文化”界定为“以王昭君出塞和亲为核心,两千年来与此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以精神文化为重点”,系统阐述了昭君文化的理论。

  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和合”理论是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民族团结友好是昭君文化的核心内容,促进不同经济区域互补和交流是昭君文化的重要内涵,历代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昭君文化的重要载体。昭君文化是追求完美的文化,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也具有世界意义。

资料图:宜昌、呼和浩特两地以歌曲联欢的方式忆昭君。李赟 摄

  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民族友好使者的王昭君在国内外大放异彩的文艺作品都有哪些?

  马冀:新中国成立以来,王昭君形象更加显示出迷人魅力,文艺界涌现出大批昭君题材的文艺佳作。

  近年来的新作有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舞剧《昭君出塞》(2016年)和李玉刚团队诗意歌舞剧《昭君出塞》(2019年),两剧在国内引起轰动,国外演出也取得圆满成功。

  昭君题材电影以港片较多,电视连续剧则以内地作品更为成功。诸多影视节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栏目推出的专题片《王昭君》。此片真实还原了昭君和亲的时代背景和出塞经过,回顾了两千多年来昭君对各民族人民持续不断的影响。此片后被译为英语,在国内外多次重播,反响很好。

  其实,昭君故事在国内外文艺传播也不止近几十年。明清之后,昭君故事就已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以日本、越南为甚。

  在日本,和歌中很早就出现引用昭君故事的诗句,14世纪出现昭君题材的绘画,15世纪出现了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能乐演出,天皇还曾与大臣以昭君为题多次唱和。近年来,日本的昭君题材艺术作品和昭君论文也不断出现,小林健二、宇野玄二、岩山泰三等都是典型学者代表。在越南,昭君题材小说《昭君贡胡书》和《昭君新传》流传很广。任晓鸯、刘济民等学者专门做过关于昭君文化在越南传播的研究。

  在西方,昭君事迹在19世纪初介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著作中被提及。20世纪初,英国玛克龙明、日·勒夫的《美女》、安贝特·H的《中国著名妃子——班婕妤与昭君》等也重点介绍过王昭君,更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法国高级汉学研究所出版了邝庆欢的博士论文《王昭君》(法文版)。

资料图:昭君故乡人在呼和浩特祭拜昭君。尚虹波 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昭君文化将如何在国内外持续发生影响力?

  马冀:今后的昭君题材文艺创作和研究工作要尊重历史真实,关注社会效果。

  我曾提出,从古至今,昭君题材创作者有一共同特点“借昭君酒杯,浇自己块垒。”其作品往往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种种联想和感慨,呈现出对昭君的不同解读和评价。

  我认为昭君文化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与传播者要坚持爱国者的立场,要尊重历史、还原真相,设身处地理解王昭君在困境中的选择和行动。既不能采取宋明理学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民族主义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用“三纲五常”“华夷之辨”或者其他标准评价昭君、评价和亲,就会落后于时代。

  昭君研究者和昭君题材文艺创作者需要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应仔细考量作品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否符合中国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问题。

  总之,昭君文化现象跨越两千年,今后还会常讲常新,成为永久话题,充分显示出昭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文学艺术精品和高质量研究成果面世,推动昭君文化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相信昭君文化在国内外影响将更加显著。(完)

  受访者简介:

  马冀,男,1945年生,籍贯河北省新乐县,1968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1980年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师资(研究生)班毕业留校,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内蒙古政协七、八、九届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等,2015年退休。

  现任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王昭君及昭君文化》《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昭君文化研究》《成吉思汗评传》等。

责任编辑:刘湃

东西问·中国观 | 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

摘要: (东西问·中国观)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电 题: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中新社记者 梁晓辉  过去几百年, …

(东西问·中国观)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电 题: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中新社记者 梁晓辉

  过去几百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西方中心论随之产生。有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对人类政治的理解是唯一正确且普适的,并对中国选择的政治道路产生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有何历史成因?是否可以消弭?中国应如何与一些执迷“C位”的西方国家打交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减少西方对“他者”的文化偏见,成为促进跨国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资料图:2021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外景。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道路有着什么样的误解?

  潘维:主义是“重要”或“至上”的意思。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且认为自己对人类政治的理解唯一正确、所以普适。这大概就是年青人讲的执迷“C位”。

  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四方面成因,导致他们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在文化层面。西方中心主义属于绝对主义。在宗教上,他们在“一神教”文化里成长;在哲学上,他们习惯于非对即错的“二分法”。在政治制度上,他们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是“对的”,共产主义就是“错的”。缺乏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导致他们很难宽容中国独特的政治道路。

  二是在生产技术层面。人类生产的方式先后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时代。中国在第一产业时代领先,但西方在第二、第三产业时代领先。基于持续三百年的技术优势,西方迄今有牢固的优越感。

  三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中国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传统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者看到19世纪马克思的“预言”未得到应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错误”的,对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选择政治道路就存疑。浸染在非此即彼的“一神教”文化里,他们很难理解中国在处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四是在政治共同体层面。世界各国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竞争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指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三大要素:第一是规模,即国民和国土的综合规模;第二是内聚力;第三是生产力。对西方中心主义者而言,中国在上述三方面都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然而,他们没意识到中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张符合历史潮流。中国认识到,相对于人口和人类技术而言的地球越来越小,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合作应该大于竞争。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社记者: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要理解其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向西方听众,我们应如何讲清楚“中国特色”?

  潘维: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终结市场机制,要推翻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他们希望借此在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要扩张,要推翻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

  中国共产党章程将马列主义写入自己的行动指南,但强调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点是许多西方中心主义者刻意忽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最新的行动指南,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早已实现了理论飞跃。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而非挑战者或“搭便车”者。

  我们要讲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在于成规模地进行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从这三大基本功能看,所有政治共同体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华大型政治共同体存在了三千年,是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思想上和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体是这个大型政治共同体能够长期延续生存的根本原因。中华以外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强调宗教和意识形态,掩盖甚至淹没了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压倒了让人民“过日子、过好日子”的功能,就经常分裂,很难持久。

  历史上,“大一统”锻造了中华政权的正当性。今天,中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照看中国人民,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西方中心主义者信奉社会多元利益彼此抗争,很难宽容中国政治模式,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模式“普适”,是唯一“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中国故事,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理解中国道路。

资料图:2021海外华文媒体齐鲁行采访团走进尼山圣境。孙宏瑗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中心主义者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道路,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认为中国“国强必霸”。对于这种以“零和”视角看待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做法,您怎么看?

  潘维:西方各国称霸世界的三百年历史路径,导致了西方人零和式霸权的“国际关系规律”认识。于是,在他们眼中,中国强大也必然走以军事霸权支撑经济霸权、政治体制霸权、意识形态霸权乃至文化霸权的道路。

  9月27日,国务院侨办主任潘岳在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几个大“道”,包括“统一安定、多元一体、包容开放、责任伦理、中正和平”。我认为,中华文明不擅长利剑、经书、字母,也无力称霸世界。中国也不是传教型文明,而是学习型文明。中国更是一种世俗文明,即以人民“过日子、过好日子”为中心的政治文明。

  西方中心主义者终将认识到,21世纪不再是一国独霸、任意欺负他国的世纪。中国外交始终以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目标。自1950年至今,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的世界使命是促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崛起会终结一国独霸世界的国际政治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西方擅长的第三产业不会衰落,只会因中国的加入而供需两旺。西方关于人类精神的理想主义也不会衰落,而会因中国人登上世界舞台而获得更大的财富支撑。中国的崛起会减少西方对“他者”的文化偏见,成为促进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力量,成为促进跨国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中国的误解下,中国应如何看待西方的制度?是否应该将个别西方国家采取的极端外交政策和他们所处的制度本身区分看待?

  潘维:我十分赞同费孝通先生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抨击美国围堵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并不大肆批判西方政治制度。有别国体制是因为有别国的国情,我们予以尊重。我们反感别人对我们的体制指手画脚,我们也不对别人的体制指手画脚。

  既然“各美其美”,我们应该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但这谈不上盲从,谈不上信仰。毕竟,在同样体制下国家有兴衰,未必是体制之过。

  我对中国三千年大一统文明的深厚根基坚信不疑,深信同心圆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适合中国。中国不传教,因为中国是世俗文明、学习型文明,不属于传教文明。大一统有容乃大,我们包容不同,信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主张世界和平发展,努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之相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鼓吹“文明冲突”、号召集体打压中国,是狭隘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完)

  受访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著作有《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

责任编辑:于晓

商务部回应外资在华业务关停或撤离:总体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 …

摘要:  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 刘亮)针对近期不断传出外资在华业务关停或者撤离的消息,中国商务部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中国市场是开放的,外资企业每年有进有出属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市场规律,也是投资自由 …

 中新社北京10月22日电 (记者 刘亮)针对近期不断传出外资在华业务关停或者撤离的消息,中国商务部2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中国市场是开放的,外资企业每年有进有出属正常的市场行为,符合市场规律,也是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表现。从总体情况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中国市场对外资持续保持较强吸引力。

  “我们关注到,时而有一些外资企业关停在华工厂,有的因产品在市场中不再具备竞争优势;有的向国外转移劳动密集型领域的投资、在国内企业增加技术密集型领域的投资,优化全球布局;当然也有个别因为成本等多方面原因离开。”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指出,从总体情况看,外资企业进的多、出的少,增的多、减的少。

  据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万家,同比增长36.5%,这是除2018年外近20年同期增长最高。商务部近期问卷调查显示,3000多家重点外资企业中,99%的企业无项目减资或撤资计划。

  “总体看,中国市场对外资持续保持较强吸引力,多数外资企业也在中国实现了较好发展。”宗长青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外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为1.8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7%,超出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

  “‘十四五’时期,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再加上中国产业体系完整、基础设施完善、市场优势凸显,我们相信,中国将长期成为外商投资的热土。”宗长青说。(完)

责任编辑:黄钰涵